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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韦泽继续说道：“但是经验教训我们也得接受，我认为既然中央定下决议，党员们就要遵守。当然，我认为姚浜同志的看法和很多同志的看法也许一样，他们觉得要立下功劳才能证明自己。我觉得呢，这些同志大概没能跟上时代展。在这个时代，更难的大概是完成工作吧。”

    原本沈心还有些不爽，听了韦泽的话立刻就觉得韦泽指出了问题所在，他重重点点头正想说话，就听政法委书记大声说道：“就是这个道理。现在的年轻人们总是觉得想得到认同，需要干出大事才行。我们政法委反复教育，不是说办出几个大案就一切搞定。从此就可以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啦。工作是一辈子的事情，想每天都能完成工作，比死都难。一不怕苦二不怕死，怕苦是第一要克服的。但是年轻同志们啊……唉！”

    看得出政法委书记对这些事情已经如鲠在喉，此时终于得以抒情绪，他郁闷中反倒有些一吐为快的感受。

    “没错，躺在功劳簿上多爽。出一次力，以后就可以从每天的劳动里面解放出来。还能永远占领制高点，当个大大的好人，同时居高临下的评价别人。”常委里面也有刚5o出头的，所以言谈中还有相当的锐气。

    韦泽选出来的这帮同志不仅有锐气，个性冷静的也不少，“从这个角度来讲，道德考量呢？都督，您和党内的那些泛道德主义者斗争了可是很久的。”

    “那不是泛道德，那是一群懒人。”韦泽的声音里面非常冷，熟悉韦泽他的人都知道这是他真生气的时候特有的声调，“凡是搞扩大化的，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人。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，就试图把所有人都拖下水。道德有阶级性，特别是有时代性。不同的生产力下是不同的道德，民朝是个工业化国家，自然有工业化国家的道德。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姚浜同志倒是没有在这方面有所缺失。”

    沈心听到这话，嘴角微微上翘，露出了一丝苦笑。工业化社会的道德可不是针对党内才讲，韦泽都督在‘韦泽周末谈话’里面一直有讲。农业时代，每年真正忙农活的不过一百多天，限于农村的照明情况，最忙的时候每天也不过工作十一二个小时。农村也的确有每天都劳作不息的人，农闲时侯经常睡到晌午都不起来的人也为数不少。在粮食供应不足的时候，农村的群众甚至故意不起床以减少热量消耗。

    工业国就不同，特别是城市，一周六天，天天都想睡懒觉的人很不少，但是能睡懒觉的人非常少。虽然工作效率值得商榷，不过大家基本每天从早上六点忙到晚上八点，连着十四个小时不干这就干那。

    正如韦泽所说，道德有阶级性，更有时代性。工业时代的民朝与农业时代的民朝，本身的道德也是大不相同甚至是水火不容的。沈心很讨厌姚浜，但是姚浜本人也是每天起得早睡得晚，逢年过节要出去慰问视察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他遵守了这方面的道德。

    就在沈心考虑这些的时候，就听韦泽说道：“大家就把自己认同的选拔标准写出来，我们可以在这方面讨论。总的来讲不要求全责备，不要力图选出个圣人。符合基本原理，符合时代特征就好。”

    政法委书记现在笔记本上记录了点东西，然后开口问道：“如果是这样，那推荐的人选要不要写清楚针对性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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